中國網訊（記者 時暢）5月23日，《中國圓桌》兩會專題研討會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線上研討會舉行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出席研討會，并就相關議題分享觀點。

梅新育

不設定GDP增長目標，不影響中國的上升趨勢

梅新育表示，今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之所以不設置全年增速的具體目標，有以下幾個原因：

第一，它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的。

第二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管理市場預期和國民士氣方面，管理藝術的新發展。在疫情暴發、國際政治變化不確定的情況下，如果還要定明確的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的話，萬一出現意外使得它不能實現，這對國民士氣的打擊非常大。

第三，不設置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，不影響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的趨勢。對于一個國家來說，除了經濟增速之外，其在整個國際經濟政策體系中相對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從今年的情況看，盡管我們不設全年經濟增速的具體目標，但可以預見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比去年要低。但這場疫情是世界性的，而我們在疫情防控、復工復產方面做得比其他國家要好。因此，即使不設置全年經濟增速的具體目標，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上升的趨勢是不變的。

就業優先，要讓企業在更寬松的空間里施展手腳

“就業優先政策落地，是讓企業在更寬松的空間里施展手腳。”梅新育表示，近幾年，一些政策可能對企業額外管制太多，以至于扼殺了企業活力、流失了部分就業機會。盡管有些措施是出于良好愿望，但最后都給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造成了不必要干擾。

梅新育提出，因疫情關閉野味市場等舉措就有待商榷，因為這可能重蹈前幾年過度環保的覆轍。他舉例說，2009年次貸危機時，歐洲議會的人道養雞法案就適得其反。

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，不代表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支出

梅新育認為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，應該圍繞以下幾點：

一是，要有助于推動新興產業、特別是高技術產業搶占前沿。目前的芯片制造等方面，正在逼近現有理論下的物理極限，而新的理論創新還不可預見，這恰好是我們趕超的時候，因此，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給予適當支持。

二是，要有助于讓已有產業鞏固在國際經濟體系當中的“江湖地位”。我國已經連續十幾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國，但現在面臨著考驗。美國的極端勢力想讓外部市場和中國脫鉤，那么怎樣才能保住我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地位、甚至有所提升呢？這需要利用中國在基建方面的優勢，發展轉口貿易和過境貿易，讓周邊貿易伙伴能利用我們的基礎設施進行商業活動，從而與我們的經濟體系聯系更緊密，防止脫鉤。

三是，投資方向需要能夠更有效的帶動消費。舉個例子，前兩年我曾了解過地方上的老舊小區改造情況，中部省份的大城市經過改造后，一般家庭額外裝修需要花費二三十萬左右。從這點看來，老舊小區改造可能帶動很大一筆消費。

四是，要有助于改善當前營商環境。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，并不表示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財政支出。相反，對于已被證明是效率低下的投資還要進行收縮。這意味著要減少轉移支付，優化轉移支付的形式。跨地區的轉移支付帶來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。假如一個地方的產出不高，高度依賴轉移支付，這必然抬升了這個地方的要素成本，使其產業更難發展。同時，大部分經濟資源不靠市場分配，而靠無償援助來分配，會導致聰明才智和自我奮斗不是優勢，進一步造成人才流失。適度減少財政政策轉移，讓原來受援的地區把重點轉向吸引招商上來，優化營商環境，清理過度優惠，把一部分的財政轉移支付定向用于補償地方政府以前失信的損失，更能吸引投資者流入。

過度管制會提高消費和投資門檻

如何推進居民消費回升？如何擴大有效投資的長效機制？梅新育提出三點建議。

一是擴大內需。阻礙擴大消費的是什么？在家庭消費品、企業設備的持有量已經非常飽和的情況下，就是已有的商品和設備如何處理。這樣來看，國家需要在發展二手商品市場上下更大工夫，也可以把二手商品、消費品和設備出口。

二是擴大有效投資。當前應關注更新改造投資。總體來看，這些年來，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下降非常快，從1980年到“十二五”每個五年計劃期間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都是兩位數，“十二五”之后的2015年跌破10%，2019年跌破5%左右。在這下降當中有一個亮點，就是更新改造投資保持了較快增長。要想擴大有效投資，就需要解決更新改造投資方面的司法和商業爭議。

三是減少管制，降低投資門檻。梅新育認為，過多管制會提高消費和投資門檻。（責任編輯 蔣新宇）

本文源自“中國圓桌第二十五期：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宏觀經濟政策”專題報道。